陈慕华主管计划生育
“一胎化” 生育政策的产生及其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的建立；
兼评中国现代人口学浪漫主义
序言
这本小册子的书名除了副标题 “’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形成与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的建立；兼评中国现代人口学浪漫主义”，是这次写作的时候才加上去的以外，主标题《陈慕华主管计划生育》是 10 年以前就拟定好了的。那时研究计划生育历史已经进入状态，先后完成了《“一胎化” 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2006-2007）、《论改变与改革计划生育制度》（2007）、《新中国六十年的计划生育 —— 两种含义和两个三十年》（2009）、《论 “公开信”》（2010）、《“四人帮” 与计划生育》（2012）、《鹿耶，马耶？田雪原的中央人口座谈会》（2013）、《艰难的历程：从 “一胎化” 到 “女儿户”》（2014）、《谁主沉浮？中国现行生育政策的决策体制与机制研究》（2015），等等。与此同时，还拟定了包括这本小册子在内的几个专题，计有《钱信忠与 1983 年大结扎》、《左冲右突 —— 胡耀邦赵紫阳与计划生育》，以及准备研究 80 年代的几个学派的《纸上谈兵，书囊作帷》，等等。那时已经与中国人口学会做了切割，基本上不参加学术活动了，写出来的东西就都贴到我的博客上。突然有一阵子无论张贴什么都被屏蔽，也就失去了继续写下去的冲动，转做早年计划的用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去了。
人本是野兽，所以多少还有点野兽的性情。读者都听过狗熊掰棒子的故事，至少我就有类似的性情。随着新领域研究的深入，愈益感觉新的研究的重要性，已经不准备再回去了。直到去年写了一篇纪念魏云鹏的文章，本想是一个小插曲，不料被顾宝昌先生看到以后，又发给我一篇《计划生育政策是谁设计出来的》，就改了主意。
顾先生发的文章是多年前就在网络上流传过的，转述美国 Susan Greenhalgh 在 2008 年出版的一本书里的观点，说邓小平接受国防科技专家宋健的建议，为中国制订了 “一胎化” 的生育政策。因为笔者恰好与 Susan Greenhalgh 还算熟悉，知道她的这本书是在中国大陆与许多学人访谈的基础上写出来的，所以，“一胎化” 源自于宋健说的源头还是在国内。但是，因为它有着 “出口转内销” 的性质，所以在国内有很大的市场。
顾宝昌先生是最早接受联合国人口基金资助学成归国的人口学家。从他开始，拿到洋学位陆续归国的有一批人，甚至是一大批人。1993 年，刘铮去世后，教育部的官员说刘铮是中国人口学的开拓者之一。后来的邬沧萍教授甚至说他自己才是最早的中国现代人口学的开拓者，中国人口学似乎就是人大人口学团队开拓的了。其实这话不那么符合事实。从 1987 年顾宝昌先生归国开始，陆续回来许多人，以致自 90 年代以后的中国人口学逐渐转变为洋博士的天下，而以刘铮查瑞传邬沧萍为代表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团队的风头不健，甚至式微了。所以，从长历史看，刘铮的中国人民大学的人口学团队只是拉开了中国人口学的帷幕，而中国人口学的正剧却是由归国的洋博士们主演的。
不过，当留学生从海外拿了博士学位回来的时候，腥风血雨的计划生育时代已经过去，历史进入到矛盾有所和缓的彭珮云与后彭珮云时期，—— 用计划生育术语来表述，是现行生育政策或稳定现行生育政策的时代。那时的中国还是一个以农为主的国家，计划生育的根本问题是农民。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是从陈慕华经典的即不分城乡的 “一胎化” 政策起步，一上手就搞得鸡飞狗跳墙的。10 年后，彭珮云力排众议在全国农村推行 “女儿户”，一下子满足了大约一半农民生育二孩的愿望，所以社会矛盾有了很大的缓解。拿了洋博士学位的人口学家，看到的是矛盾有所缓和的计划生育，而对已经揭过去的一页历史并不熟悉，他们相信计划生育是马寅初提出来的，毛泽东先是接受了马寅初的建议，后来又反悔批判了马寅初，—— 更以为历史上真的有位铁骨铮铮、敢于和身后站着毛泽东的康生叫板并高喊 “直到战死为止” 的马寅初；认为 “一胎化” 来自于宋健，是邓小平科学与民主决策接受了宋健的建议才制订出来的生育政策；“一胎化” 是 1980 年 9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才正式提出来的；中央实行 “一胎化” 的时候，就已经布局了许多允许生二胎的试点，对从 “一胎化” 到 “普遍二胎”，早有了部署；从 1984 年以来，全国一直执行有地域差别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等等。收到顾宝昌先生转来的文章时，笔者正在写回忆人大人口学团队的文章，意识到中国现代人口学除了霸权主义以外，还有一种浪漫主义。这是促使我要重新捡起 10 多年前的旧题目的主要原因。
需要向读者说明，文中用了一个章节的篇幅叙说笔者的思想主张与实践。那是因为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人口总量都已经出现负增长了，而以研究中国人口问题为己任的庞大的中国现代人口学却还没有一点问题意识，更没有人敢于站出来清算一下 “一胎化” 及其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对我们的危害，而一直被官方视之为非主流的笔者的人口学著述是从陈慕华提出 “一胎化” 伊始，就一直持公开的批评与批判的态度。这本就是历史。只是官方和主流叙述的历史从不如实叙述罢了。如果历史一直如此这般地流转下去，那分明是说当一个潮流打过来的时候，当历史驶入弯道甚至长时期在弯道里行驶的时候，中华民族仅只是被动地接受了，诺大的一个民族只有随波逐流和逆来顺受，而没有质疑，没有反思，没有抵制，没有反抗与批判，更没有思想意识形态与理论战线上的斗争。这不是事实，不是真实的历史。笔者在这本小册子里特别设置这么一个章节，是向世人传达一个清晰的事实，—— 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理性思维的民族。
另外，这篇文章采取了一些不规范的写作方法。一个是正文里完整地放置了许多份原始资料，它们与本文的风格明显地不一致，甚至还有与本文完全无关的内容，必然地影响了阅读者的情绪和效果。但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这些文献读者过去很难看得到，笔者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让读者能看到原原本本的资料，便于独立地做出自己的判断。二是必须说，我们是在研究当代史，尤其是研究目前还未能完全走出来的一段弯路的历史，大多数资料不是档案馆里看不到，就是不开放。好在这是笔者走过的一段历史，笔者手里就有相关的资料和文献，也许它还是 “孤本”。所以，在文章的脚注里出现了许多个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这是其他任何人的研究，尤其是主流的人口学家们的著作里都不会发生的，需要多做点解释。
40 多年来，笔者凡得到的有关人口与计划生育的资料，即使是一张纸，也都异常珍惜地保存起来。2006、2007 年，因为研究计划生育历史，开始把手头的资料系统地整理出来。整理出来的资料叫什么？那时也没有想很多，因为都属于个人书房里的东西，自然就有了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
积累起来的资料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笔者早年参加学术活动或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保存下来的，这是基础。二是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中期开始，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朋友们的赠与。尤其是 1985 年山西省翼城县生育二胎的试点运行以后，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许多个工作人员，为帮助我了解中央和国家计生委的动态，主动给我寄送的资料。第三部分是从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笔者搜集的全国各地的计划生育资料。包括互联网时代以后，笔者从网上购买的资料。第四部分是新世纪以来，一些从事计划生育工作的老朋友的赠与。包括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一些老同志，把他们手上的资料，甚至一些手稿和工作笔记，打包赠送给我。这一部分为数还很不少。因为都是赠予我的，继续按照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 的方式整理编排，也未尝不可。事实上，有不少都已经按照这样的原则编辑整理了。但是，因为有几位朋友的资料自己编排的就很有逻辑，很整齐，或者因为赠与的量很大，我则都仿照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 的样式以赠予者的名字单独命名了。
在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萧振禹先生赠送我的资料。萧振禹早在 1973 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产生以前，就在商业部负责计划生育药械的计划采购和分配。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设立以后，调过来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后来的计划生育也要搞统计，而那时的办公室编制又很有限，老萧就又兼做统计工作了。所以，一直到 80 年代中期离开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萧振禹一直在机关做计划生育的主要业务工作，尤其是主持了 1982 年的全国 1‰生育率调查，这都是载入中国人口史册的大贡献。10 多年前，笔者知道萧振禹手上保存有不少的资料，就建议他整理出来。老萧断断续续地做了一些整理工作，后因健康的原因做不下去了，索性打包就都送我了。笔者翻检过几次，果然有不少特别珍贵的文献，比如笔者在正文里引述的，1983 年钱信忠在全国搞大结扎，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事务的习仲勋把国家计生委党组的几个成员集体召唤过来，当面批评他们这是 “镇压人民”。它表明 “一胎化” 以及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的产生初期，中央领导集团里是有不同的认识，有不同的作为的。但是，如果不是萧振禹保存的资料，这一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可能永远都无法让人知道。萧振禹送我的资料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繁杂，如果用过去的办法，由雇用的打字员仅依据时间顺序自行录入排列，可能越搞越乱。所以，这最重要的一部分却迟迟没有进入整理的程序。
笔者知道自己手头的资料多而宝贵，不该长期存放在个人书房，所以在许多年前就寻找它的归宿，想无偿地捐献给哪个部门或机构，声明只要有合适的接受者，笔者就放弃所有权和个人冠名权。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遇到理想的接手人。趁这本小册子完成的机会，—— 这也算笔者与中国人口学的告别 —— 再向社会宣传一下，一是为我的资料寻找一个合适的主人，另外告诉人口学家，笔者手上拥有不少的计划生育资料，仅完成电脑录入的部分已有近万条，计千万以上的文字，有研究需要者，笔者可无偿提供电子版的资料。
因为这是一本有关历史的书，所以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句话作为结束：
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是为序。
梁中堂
2024 年 6 月 8 日于上海芋薯宅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我们将拥有一切，我们将一无所有；我们直接上天堂，我们直接下地狱 —— 简言之，那个时代跟现代十分相似……
—— 狄更斯《双城记》
新中国的政务，是通过设置一正和数位副职实施国家事务管理的。正职官员负责某一方面的全面工作，对全局负有责任，称主持。副职往往分工某一或某几个方面，协助正职领导和管理，一般称分管。比较正职领导的全面工作，副职仅分管一项或几项，有时也称其分管的工作为主抓、主管。所以，分管与主管并没有严格的界线。但是，我们在本文所设定的 “陈慕华主管计划生育”，其 “主管” 则有着严密的定义，它是指 1978 年 6 月 21 日国务院发 117 号文件任命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为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 1，到 1982 年 5 月 4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免去陈慕华的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职务 2 为止，约 4 年的时间。期间陈慕华以国务院副总理兼职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1981 年 3 月 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置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撤销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任命陈慕华为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陈慕华是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又是国务院组成单位的计划生育管理部门的首长。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领导分管，更不是某个部门首长的主持，而是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直接担任计划生育部门的首长，直接领导并主持全国的计划生育工作。
陈慕华主管计划生育以后，通过举国上下实行极为严厉而又整齐划一的 “一胎化” 生育政策，迅速建立起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这一制度无论在中国，还是人类史上，都属绝无仅有。从 1979 年 6 月 27 日陈慕华在中央党校作《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人口增长》的报告中公开提出 “一胎化” 算起，到 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实行 “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的政策” 为止，3“一胎化” 的生育政策和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在新中国 66 年的历史中存续了 37 年。
国务院文件《关于调整补充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领导成员的通知》国发 [1978] 117 号，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 460 页。↩︎
2015 年 10 月 29 日，中共全会公报提出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子女政策。2015 年 12 月 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并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2015 年 12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全面二孩政策随即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本文常常以 2015 年 12 月为标准日期，特别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