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陈慕华提出“一胎化”

陈慕华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转到鼓励只生一个的方向上以后，就开始注重培养典型了。1979年5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发自上海的报道，上海县虹桥公社大闸大队“已有十七对夫妇表示自愿只生一个孩子”，上海焦化厂182名育龄职工“联名向全市尚未生育和只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发出倡议，自愿只生一个孩子”。¹同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发自四川成都的报道：“四川省大邑县龙凤公社最近开展只生一个孩子的计划生育宣传活动”，这个公社已经有190对育龄夫妇自愿采取措施只生一个孩子。²

陈慕华就是在“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基础上，提出“一胎化”生育政策的。1979年6月27日，陈慕华应邀在中央党校做作了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问题的报告。“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就是在这次报告中提出来的。笔者之所以说“应邀”，是因为前些年整理萧振禹同志送给我的资料时，意外发现了一封1979年6月22日胡耀邦写给陈慕华的信。萧振禹是笔者的朋友，早年在商业部负责计划生育药具的生产和分配计划，1973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设置以后，老萧就从商业部调到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负责药具器材的计划分配和统计工作。但是我评价老萧的历史贡献，是他主持实施了1982年全国千分之一生育率调查。这是中国历史上有关中国妇女婚育历史资料最为丰富而又权威的一次调查。笔者在前些年整理自己手上保存的人口与计划生育资料时，也多次建议和督促萧振禹同志整理他手头的资料。萧振禹做了一些整理工作，后来因身体健康的原因，索性把所有资料，包括图书和几十本工作笔记，都打包送给我了。

1976年解决了“四人帮”问题以后，华国锋亲自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调胡耀邦担任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日常工作。胡耀邦后来又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力推平反历史上的冤假错案，声名鹊起。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又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三中全会后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决定胡耀邦担任中央秘书长，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根据胡耀邦1979年6月22日写给陈慕华的信判断，陈慕华6月27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是应中央秘书长、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的邀请，为党校所作。陈慕华写好报告的讲话稿以后，送胡耀邦审查，引发了后者写给前者的信。

萧振禹所保留的胡耀邦信不是原件，也不是原信的复印件，而是萧振禹同志自己的手抄件。手抄件并未注明是胡耀邦所书写，不过由我推断这封信来自于胡耀邦。老萧的手抄件也不是对信件原文的抄录，是大意。即使如此，这也是一份很宝贵的文献，原文抄录如下。

慕华同志：

你的人口问题的讲话稿，我粗略地翻了一遍。总的说来，我认为非常好。有以下几点小意见，请你再考虑一下。

（以下是基本大意）1.“马克思列宁主义人口理论”的提法，还是不提为好。

2.只讲“按照任何社会的国民经济都必然按照一定的比例向前发展的客观规律”，似乎没把问题讲清楚。

3.邵力子和马寅初先生在解放初期谈过节制生育问题，实践（证明）他们当时看法是对的，而那时批判了，这是很不妥的，要多说几句。毛主席第一次提出，要把“第一次”删去。

4.出生率高是经济落后和文化落后的反映，而高生育又是影响我们整个民族健康的一个重大因素。

5.我赞成“国家积累能力提高的程度，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快慢，国家实力壮大的速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与人口在发展建设上的对比关系”这样一个论点，但说“都决定于”，似乎说得绝对了一点，请考虑。

6.解放以后，国家、集体和家庭分担的抚养费高达一万多亿元，占国民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多。像这样的数字如要公开发表，我主张略微说活一些。³

因为胡耀邦是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所以，经胡耀邦同意的讲话稿可以看作是经中央审批过的，文稿的基本思想和观点，可以被看作是代表中央的。陈慕华是在1979年6月27日给中央党校作“搞好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增长”为题的报告的，——刊登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的记录稿的题目是《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⁴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这次活动的题目是《陈慕华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计划生育课把工作重点放在“最好生一个”上来》。⁵

由于“一胎化”生育政策在国内外所受到的广泛批评，新世纪前后，一些计划生育干部和个别人口学家说，我们从未有过“一胎化”的政策，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从未说过“一胎化”，都是说“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不是事实。陈慕华在给中央党校的这个报告里，至少连续讲了两个“一胎化”。她说。

为了进一步争取使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幅度更快，并尽可能在短时期内使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零，做到人口不增长，必须坚决杜绝三胎，提倡和推广一对夫妇终生一个孩子。……只要我们下大力气，花大功夫，做好工作，一胎化的比例是可以越来越提高的。为了大力推广和普及一胎化……⁶

不只是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讲过“一胎化”，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也讲过。根据1981年9月10日中央书记处122次会议的记录，赵紫阳在会议上说“我在四川从来没有提农村实行一胎化。城市里面肯定可以做到。肯定不要开一胎化这个闸，农村里面要有一个合理的要求……”。胡耀邦接着赵紫阳的发言说：“关键是这么个问题。一胎化，开始就有争论，……我赞成城市里面不要松动，就是一胎化，重点就是农村”。⁷所以，中央层面也是有“一胎化”的提法的。因为这是1981年9月的中央书记处的会议，陈慕华的“一胎化”政策已经在全国部分城乡、不分民族地推行了2年的时间了，中央会议上讨论其是否该继续推行下去。

我们再回到陈慕华。至少就目前所得到的资料看，陈慕华1979年6月27日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是“一胎化”这一词汇在历史上出现的最早出处。197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陈慕华的这个报告稿的时候，将题目改为《实现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还保留了前一处“一胎化”的提法。⁸所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人民日报，也是公开宣传过“一胎化”的。

因为至今没有发现别的什么人比陈慕华更早地使用这一词汇，所以，笔者不仅把陈慕华当作“一胎化”政策的提出者，而且“一胎化”这一词语的发明权也归属陈慕华。

陈慕华提出“一胎化”，其“化”是一个有关物质运动状态的词语。化者，变化，是表现和表达逐步接近某个目标的运动状态。“一胎化”就是要求全体，或者接近全体的绝大多数国民终生只生一个孩子。陈慕华对此还真有明确的表达。1980年1月9日，陈慕华在军事学院作报告时说：

我们在现在的要求就是“最好一个”，这个口号是经过调查提出来的。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华总理提出的八五年降到千分之五的目标就实现不了，二〇〇〇年人口增长持平衡的目标就达不到。我们应该从现在开始刹车，这个刹车“距离”就是二亿人口。即从现在做起，按农村百分之八十，城市百分之九十的夫妇生一个孩子计算，到二〇〇〇年，还要增加两亿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两亿还打不住，只有这样做，才能把人口控制住。⁹

要求农村80%只生一个，城市90%只生一个，这是她对“一胎化”的一个解释。20多天以后，1980年2月2日，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等单位联合在北京召开婚姻家庭计划生育新风尚座谈会，国务院隆重派出余秋里、王震、谷牧、陈慕华、薄一波等5位副总理出席。会议指出，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到抓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一项战略任务。陈慕华主管计划生育，所以她是会议的主角。陈慕华讲话说：

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口增长与物质资料的增长相适应。只有逐步做到城市百分之九十五、农村百分之九十的育龄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本世纪末，我国总人口才能够控制在十二亿左右。¹⁰

农村90%的家庭只生一个，城市人口95%只生一个，这就是“一胎化”。需要指出的是，与一个月前在军事学院所做的报告不同，那是一次在内部所做的讲话，而这个座谈会是面向全国的，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就作了报道，国务院派出5位副总理的强大阵势出席会议，所以，陈慕华的“一胎化”目标就是农村90%、城市95%只生一个。

陈慕华抓“一胎化”政策的心情迫切，1979年6月27日讲课的时候，她就建议在党校学习的各地领导同志，“立即行动起来，最好先写个信回去，把工作抓上去”。¹¹有不少情况表明，大约是她在中央党校的报告以后，计划生育部门就把“一胎化”当作具体生育政策，在全国的计划生育系统作了传达和贯彻。笔者是在1979年的7月上旬接到山西省计划生育办公室转达12月份将召开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通知的，也就是在同一个场合，省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刘玉莲对我说，计划生育政策已经定下来了，就“一胎化”。这是笔者第一次听到“一胎化”这个词。大约7月中、下旬至8月上旬，笔者在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张小来、刘玉莲两位同志的陪同下，在山西省晋中地区和运城地区做了10多天的调查，最终写出了提交1979年12月份召开的全国第二次人口理论讨论会的论文《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的几点意见》，其中心思想就是反对“一胎化”政策的。¹²如果当时的计划生育部门不是已经推行了“一胎化”生育政策，那岂不是笔者成了“一胎化”的最早提出者了？会议的主办者同意我在大会上发言公然反对和质疑“一胎化”，岂不是对空放炮？还要说明的是，为这次会议提交有关“一胎化”政策论文的，还有湖南省委党校周光复《“一胎化”是削平生育高峰的有效途径》，湖南省计划生育办公室《推行一胎化是进一步控制人口增长的必由之路》，在《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论文目录》上的编号分别为第71、140。¹³ 也都说明，“一胎化”作为一项重大政策已经在1979年普遍推行了。

我们再看1979年的一些实际工作。陈慕华在1979年6月27日提出“一胎化”不久， 1979年8月17日，人民日报就刊登了新华社的报道，天津市28000多户人家领到了《独生子女证》。天津市还规定，城镇职工领到独生子女证的家庭，每个月发给5元钱的保健费，一直发到孩子14岁。农村每个月则多记相当于5元的工分，直到14岁为止。江苏省如东县岔南公社已有365对夫妇领到了《独生子女光荣证》，占全公社一个孩子夫妇的55%。¹⁴

1979年7月31日，江苏省革命委员会颁布《江苏省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明确提出“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最好生一个’的目标上来”。¹⁵

9月上旬，山西省革委会在太原市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省委书记贾俊在大会上讲话强调：“要把计划生育工作重点放在一对夫妇最好只生一个孩子上来。”会议上，245名只生一个孩子做了绝育手术的代表向全省育龄夫妇发出倡议，“争做只生一个孩子的带头人”。¹⁶省委第一书记、省长王谦也在该年召开的省五届人大二次会议报告中强调，“必须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最好生一个孩子’上来”。全省计划生育先代会之后，许多地区都组织了只生育一个孩子做了绝育手术的先进分子报告团，到各地宣讲先进事迹。晋中地区组织只生一个孩子育龄夫妇报告团，半个月内就在榆次、太谷、介休等7个县做了13场报告会。据9月8日至10月14日期间26天的统计，晋中地区有280对有生育能力的夫妇，生了一个孩子后做了绝育手术。其中榆次市20多天里有165对，介休县有81对有生育能力的夫妇生了一孩后做了绝育手术。¹⁷1979年10月17日，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召开大会，为全市2590对决心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颁发了《独生子女证》。¹⁸10月23日，太原钢铁公司召开计划生育工作大会，为公司49名决心只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夫妇颁发《独生子女证》。¹⁹截至1979年年底，山西省全省已经有1万多育龄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晋东南地区的阳城县、屯留县、高平县，一些公社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比例已经达到90％以上。²⁰在1980年元月召开的山西省计划会议上，有关部门已经按照“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在‘最好只生一个’上来”的要求对全省的人口计划进行了调整。²¹1980年2月29日，省人民政府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在发布的《关于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几点意见》中说：“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是当前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的重点”，要把“成效落实到‘一胎化’上”，“认真做好一胎化的巩固和发展工作”。²²

1979年9月20日，吉林省委书记于林在全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讲话说：“……把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放到做好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工作上来”。²³

1979年年底，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等5个部门联合发文，要求“以发展和巩固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为中心”，做好1980年元旦、春节期间的计划生育宣传活动。由于年初生育计划是按照“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政策口径下达的，这次宣传活动还要求做好1980年生育指标的调整和1981年计划的摸底工作，“一九八一年生育指标安排，应本着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精神进行落实”。²⁴

1979年，重庆市还隶属于四川省。所以，四川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一个省份。那时全国9亿多，仅四川就有一亿人口。据省委书记杜心源介绍，1979年，四川省已经在全省开展“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活动，各地以公社、集镇为单位，对带头响应号召的夫妇戴红花，上红榜，发奖状，发奖金，造成了一种为革命只生一个孩子光荣的社会新风尚。同年6月和11月，四川省委省革委会两次召开各市、地、州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总结各地经验，推动一对夫妇自愿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工作。²⁵

随着具体生育政策的改变，1979年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已经改革和修正了工作统计报表，第一次设计出“现有一个子女的夫妇数”、“已领取独生子女证夫妇数”和“领证率（%）”等3个统计指标。1979年，现有一个孩子的夫妇数1535.4万,已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夫妇610.1万,领证率39.7%。分城乡统计，城市领证率为64.0%，农村为34.6%。1980年，“一胎化”比率迅速提高，其中一孩夫妇数2003.8万,一孩领证的夫妇1143.3万,领证率57.1%。按城乡统计，城市的领证率达到82.9%，农村为57.0%。因为1981年又改变了计划生育统计体系，没有以上的统计指标，无法对比了。但是，1981年有一个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人数，达到14481166人，比1980年多了3000多万。²⁶因为那时每年新结婚的夫妇大约只有1000万对左右，新增加2000万的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家庭数，该是领证率大幅度提高的表现。

1979年12月18日，陈慕华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全军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总结讲话说：

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是我们计划生育工作的着重点转移。过去我们说,“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现在提出来”最好一个”，后面那个”最多两个”没有了。这是我国目前人口发展中的一个战略性要求，我们要不断提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并积极宣传，把情况如实地向人民讲清楚。不少地方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把为什么”最好生一个”的道理讲清楚了，群众是会接受的。²⁷

1979年1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的专栏文章《提倡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文章引述陈慕华18日在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的讲话说：“一对夫妇最好生一个孩子，这是从今年以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好经验。”²⁸

所以，“一胎化”作为一项具体生育政策，不仅由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陈慕华副总理在1979年提出来了，而且已经在全国贯彻执行了。

在“一胎化”的来源问题上，有必要澄清几种不同说法。

一个是源于陈云说。之所以有陈云说，首先是陈云把中国人口当作负担，最先在1979年3月21日政治局会议上有了“九亿多人口的大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的讲话²⁹，然后才有了邓小平3月30日同一次政治局会议上用“底子薄”、“人口多”的讲话相呼应。³⁰从此以后，中共中央公开把人口当消极因素，当包袱宣传了。其次是陈慕华1979年6月27日中央党校报告提出“一胎化”以前，陈云已经有了“只准一个”的表述。1979年6月1日，陈云对上海市的领导谈话说：“先念同志对我说，实行‘最好一个，最多两个’。我说再强硬些，明确规定‘只准一个’。”³¹就时间顺序说，陈慕华在中央党校的报告比陈云这个谈话晚了25天，所以说陈慕华的“一胎化”源于陈云。笔者一度也有这样的认识。³²

但是，细究起来，这一认识是不正确的。首先，陈云是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补选为政治局常委、党中央副主席的。而陈慕华在1978年6月26日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已经对生育政策有了“关键是少，特别是要在‘少’字上做好工作”的指导思想，以及在9月19日给中央的报告里提出了“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1979年1月17日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上讲话“鼓励生一胎”和“对只生一胎的给予奖励”。检视陈慕华的思想逻辑和政策发展的脉络，已经距离“一胎化”的提法只有一步之遥了。说明陈慕华本就有提出“一胎化”政策的主观基础，即使陈云的谈话对她有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其次，把陈慕华提出“一胎化”归之于陈云，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规则。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机制就其原则说叫“民主集中制”，其“集中”就是由领袖即“一把手”决定和决策。1979年陈慕华提出“一胎化”的时候，党中央几位领导人的排序是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汪东兴，重大问题还是由担任党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拍板决定的。尤其在陈云前面还有邓小平，轮不上陈云决策。如果将“一胎化”这样重大的政策强行归结到并不主管计划生育的陈云，势必在党内形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后面还要详细叙述。相反，陈慕华虽然不是中央主要领导人，但是中央领导集团中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是计划生育工作的一把手，当最初提出“一胎化”的时候，可以看作是政策，也可以当作是方法，陈慕华有权这样做。

还有一种观点，说“一胎化”来自于宋健。尤其是2008年，Susan Greenhalgh的著作Just One Child在美国出版以后，这一观点在国内外得到普遍传播。按照这一观点的说法，邓小平执行民主与科学决策，接受了宋健等国防科学专家的建议，制订了“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其实，上面论述陈云的基本原理，也适合邓小平。1979年陈慕华提出“一胎化”的时候，邓小平还未成为一言九鼎的决策者。因为宋健说传播得比较广泛，所以要多说几句。

首先要指出的是，Susan Greenhalgh的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建立在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而是社会学家田野调查即作者在中国采访和访谈的结果。所以，就逻辑关系来说，“一胎化”源于宋健的说法，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的货色。Susan Greenhalgh的书是2008年在美国出版的，而笔者早在2006年5月至2007年4月的几个版本的《“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的论文里，——尤其是在2006年7月为参加北京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陈功所发起的“中国青年人口学家论坛”所写的第一稿里，就已经针对“宋健说”予以批驳过了，说明早在Susan Greenhalgh以前，国内已经有“一胎化”源于宋健说了。详细情况，请读者阅读笔者已经公开发表的这篇文章。³³

其次，也可能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即按照这一说法，是邓小平，还有说胡耀邦，而Susan Greenhalgh给对我说的是“中国决策者”³⁴接受了宋健的研究制订了“一胎化”。可是，包括Susan Greenhalgh在内，没有任何人能够提供任何具体事例能把宋健和邓小平胡耀邦等当时中央的决策者联系起来。所以，它本就是一个虚构。

关于宋健说有两处致命伤。读者已经知道，“一胎化”生育政策早在1979年就在全国实行了。可是，我们依据宋健的《宋健科学论文选集》，不难发现，第一，1980年1月31日《世界经济调研》上刊登的宋健于景元李广元的《关于我国人口发展问题的定量研究报告》，才是宋健的第一篇有关人口问题的文章。也就是说，当陈慕华1979年在全国大力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的时候，宋健还未曾写出人口学方面的文章呢。

第二，如果“一胎化”是邓小平等中央决策者接受宋健的建议才制订的，那么，宋健早在1979年陈慕华推行“一胎化”以前就应该与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陈慕华认识了。但是，从宋健自己编辑的《宋健科学论文选集》所收录的一些相关史料看，事情并不是这样的。

1980年2月8日，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致信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的信说：

七机部二院副院长、我国自动化理论家宋健同志和其他几位同志把他们最近就我国人口所作的预测和分析的结果寄给了我一份，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工作者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

1980年2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许涤新也给陈慕华写信说：

宋健等四同志的关于我国人口百年发展预测和分析是我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合作研究的可喜成果，对于科学制定人口政策和国民经济远景规划，有一定参考价值。

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也主张把全部材料呈现给您，以便您在考虑人口政策时，作为参考。

1980年2月25日，陈慕华给钱学森和许涤新的回信说：

钱学森、许涤新同志：

你们送来的我国未来一百年人口发展趋势的资料很好，对制订我国人口政策很有参考价值。我已特报政治局。

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³⁵

“一胎化”生育政策早在1979年就实施了，而这3封信产生于1980年2月。它们说明，1980年2月，即“一胎化”政策已经在全国实施以后，宋健小组还未与陈慕华通上关系。所以，国防科工委所属的七级部第二研究院副院长宋健和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田雪原分别活动各自的领导——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分别向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陈慕华写信搭线。尤其是陈慕华信中的一句“请你们代向宋健等同志致谢”已经充分说明，1980年2月25日以前，宋健还未到达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的面前，遑论由他提出“一胎化”的人口政策了。

还有一种说法，即“一胎化”来自于田雪原。确切些说，这一说法是2008年Susan Greenhalgh的书出版以后，由田雪原自己编造出来的。2010年前后，一度还有媒体称田雪原为“中国计划生育之父”，田雪原竟然还欣慰地接受了。之所以发生这个情况，是因为田雪原本是“宋健小组”的重要成员，而Susan Greenhalgh把“一胎化”生育政策完全归之于宋健，引起田雪原的不满，由其编造了一个“1980年中央书记处人口座谈会”，通过5次座谈谈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而在所谓的中央人口座谈会期间，“本人（田雪原——引者注）受命起草向书记处的《报告》”，以及“还按照领导要求，分别撰写以个人署名的几个《附件》，以示对这样的论证负有责任。这两个文件奠定了8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基调，产生很大影响。”³⁶类似的陈述，田雪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协会主编的《我在现场：亲历改革开放30年》³⁷，以及他的专著《中国人口政策60年》³⁸，都有记述。尤其是后一著作，有着更为详尽的描述。因为田雪原的这些叙述最早是在2009年和2010年通过北京的一些媒体扩散的，所以，笔者在2010年至2013年写过许多篇文章予以批评和批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收录在笔者公开出版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中的《致田雪原》，以及自印本《论“公开信”》和《鹿耶，马耶：田雪原的“中央人口座谈会”》。这里只需向读者提示一句话，田雪原向人们陈述的是1980年4、5月份的“中央人口座谈会”谈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但事实是，“一胎化”生育政策早在1979年就由陈慕华推及到全国了。如果寻找田雪原早年的文章，1979年8月18日，即陈慕华6月27日在中央党校提出“一胎化”以后，田雪原与梁文森合作在《未定稿》上发表的文章《有计划地把我国人口增长率降到零以下》中，已经有建议“制定只准生一个孩子的立法”。³⁹尤其是1980年3月18日，田雪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署名文章《关于人口“老龄化”问题》中，明确说“当务之急，就是要把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比较快地降下来，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向着人口自然增长率为零的战略目标前进”。⁴⁰都充分说明，作为一项重要政策，“一胎化”已经在1979年在全国推行了。30年以后，田雪原又说1980年4、5月份“中央书记处人口座谈会”才谈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岂不是自打嘴巴？

为了戳穿田雪原编制的谎言，笔者把田雪原所指认的“中央人口座谈会”的第一期简报的头两段话原原本本录制给读者。

人口问题座谈会情况简报

（一）

人口座谈会秘书组 1980年4月10日

中央办公厅召开我国人口问题座谈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及其产生的问题和解决途径。4月7日下午举行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自然科学、医学科学工作者19人，研究人口问题的社会科学工作者19人，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负责人25人，会议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同志主持。

会议开始，冯文彬同志首先指出：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大方针是定下来了。在贯彻这个方针的过程中，干部群众中议论较多。有人说两对夫妇各生一个孩子，将来结婚后生育一个孩子，这样两个劳动力就要抚养4个老人，一个孩子。还有人说青少年犯罪中独生子女比例高，独生子女中低能儿的比例也较高，独生子女中女多男少，有的人还担心今后的兵源问题等。计划生育工作中也存在有宣传不够深入，有的地方搞强迫命令，医疗技术没有完全过关等方面的问题。中央书记处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建议召开一个座谈会，征求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今天请各方面的专家来，就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如何既能达到控制人口增长的目标，又能避免或妥善解决由此而造成的某些不良社会后果。⁴¹

首先，简报第一句话就交代“中央办公厅召开我国人口问题座谈会”，表明这次会议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主持召开的中央办公厅座谈会，而不是田雪原所说中央书记处座谈会或中央座谈会。其次，会议明确说“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个大方针是定下来了”，所以不是田雪原所说通过这次座谈会才“谈出”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第三，冯文彬开诚布公地说，会议讨论“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及其产生的问题和解决途径”，即讨论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会出现哪些意想不到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中央想听听专家们的意见。所以，田雪原说1980年4、5月份有过一个“中央书记处人口座谈会”，纯属谎言。仅从这期简报的日期上分析，难道中央书记处有一个田雪原所说的“中央人口座谈会”正在北京召开，而作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冯文彬同一时刻又主持召开了另外一个中央办公厅人口座谈会？⁴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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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奚郁芬《上海市计划生育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人口自然增长率降低到千分之五点零七》，人民日报，1979年5月21日，第4版。

2. 曹光晖《提高群众计划生育的自觉性 大邑县龙凤公社积极宣传只生一个孩子的好处》，人民日报，1979年5月21日，第4版。

3. 《胡耀邦致陈慕华的信》，萧振禹人口与计划生育资料，19790622。

4. 陈慕华《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理论动态》148，1979年7月30日。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062701。

5. 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第4版。

6. 《理论动态》148，第11-12、13、14页。引文中的着重号是由笔者加的。

7. 《赵紫阳、胡耀邦等同志在中央书记处第122次会议上关于计划生育问题的发言》，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081091000。

8. 陈慕华《实现现代化，必须有计划地控制我国人口的增长》，人民日报，1979年8月11日，第2版。

9. 《谈谈人口问题——陈慕华同志一月九日在军事学院的报告》（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中共甘肃省委党校教务处选编《教学参考》第68期，1980年2月1日，第18页。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80010900。

10. 人民日报，1980年2月3日，第1版。

11. 人民日报，1979年7月6日，第4版。

12. 该文原题《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的几点意见》，1985年收入作者的论文集《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一书公开出版的时候，改为《对我国今后几十年人口发展战略的几点意见》。拙著《论我国人口发展战略》，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13. 《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论文目录》，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120718。

14. 人民日报，1979年8月17日，第4版。因为那时的工资水平普遍都很低，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至70年代末每个月继续拿着54元的工资，一般的青年职工每月也就3、40元的工资，未满3年的徒工只有19元的津贴，所以，天津市每个月5元的补助是一个不少的收入。后来，每个月5元独生子女补助推及到全国。

15. 江苏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计划生育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中国人口资料手册》（1983），第75页。

16. 山西省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把我省计划生育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省革委会召开全省计划生育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会议》，山西省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简报》1979年9月13日，第5期，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 091300，第5页。请读者注意，陈慕华1979年6月27日在中央党校提出“一胎化”，山西省在9月上旬的会议上就有了245名已生了一个孩子而做了绝育手术的典型，充分这说明“一胎化”政策已经在计划生育部门实际推行了。

17.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101200，山西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简报》第六期，1979年10月12日。

18.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102000，山西省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简报》第七期，1979年10月2日。

19.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110600，太原市革命委员会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简报》第十一期，1979年11月6日。

20. 山西省计划生育领导组《全省各地、市计划生育领导组组长会议纪要》，1980年元月14日。

21. 1980年山西省计划会议文件之五，1980-1981年人口计划》（草案），第3页。

22. 山西省人民政府计划生育领导组办公室：《关于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几点意见》「80」晋政计育办字第5号，第4页。

23. 《全党动手，努力做好人口工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力量——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于林同志在吉林省计划生育工作会议生的讲话》(摘要)，中共吉林省委党校图书资料室《教学》第23期，第26页。

24. 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122900，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计划生育工作简报》第6期，1979年12月29日，第2、3页。

25. 《杜心源同志在第二次全国人口理论科学讨论会上的发言》，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121000，第2页。

26. 《中国计划生育年鉴》1986，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375-381页

27. 《中国计划生育全书》，第160页。

28. 人民日报，1979年12月23日，第1版。

29.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74页。

30. 《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6页。

31. 《陈云传》（下），第1596页。

32. 笔者2008年12月2日致Susan Greenhalgh的信，《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475-476页。

33. 拙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236-240页。虽然这是一本2014年才出版的论文集，但是，笔者的相关论文大都是在早期的一些学术会议上提交和发表的。《“一胎化”产生的时代背景研究》因为在2006年至2007年的几次会议上发表过，所以有几个不同的版本。目前手上有相同题目的2006年7月的自印本和2007年4月的“修订本”。前一个版本是作者2006年5、6月份参加北京大学人口所主办的第二次中国青年人口学家论坛撰写的。在2007年的“修订本”《序言》（收入《中国计划生育史论》一书时未曾收录）里说：“’一胎化’是一个荒谬。荒谬和真理都同样地简单。’一胎化’最初就是为了‘贯彻落实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三年内把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提出来的……”

34. Susan Greenhalgh在给笔者的信中说：“中国学者和政党（政府）之间的关系是整本书的真正主题。我感谢您的评论，然而，我认为，我的研究把传统上认为学者基本上听决策者的观点复杂化了。我的研究表明，宋健的研究如何显著地改变了中国决策者的观点。这一点令人吃惊。”拙著《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史论》，第480页。

35. 《宋健科学论文选集》，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540-546页。

36. 程恩富主编《激辩“新人口策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40-41页。

37. 中国社科院老专家协会《我在现场：亲历改革开放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308页。

38. 田雪原《中国生育政策6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20-154页。

39. 梁文森田雪原《有计划地把我国人口增长率降到零以下》，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979081801。

40. 1980年3月18日人民日报，第5版。

41. 《人口问题座谈会情况简报》（一），梁中堂室藏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资料，1080041000。

42. 按照会议简报所说，座谈会要讨论“提倡和鼓励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及其产生的问题和解决途径”的。但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冯文彬依靠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办这次会议，到第二次、第三次会议期间，人们已经纷纷发言附和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而一边倒地说“一胎化”如何、如何好了。冯文彬见会议已经没有意义，后来也不参加会议了，原准备给中央书记处写个报告，也不写了。本是以中央办公厅名义召开的座谈会，后几次会议竟然没有中央办公厅的人参加了，甚至最后给书记处的会议报告竟然是以没有向中央报告资质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名义撰写的（中央在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设置了党组，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只是前者的办事机构，并没有直接对党中央报告的行事权）。大约10多年前，国家计生委老干部刘甘栗同志曾经对笔者述及这次座谈会，她说本来是要征求对“一胎化”的意见的，可是会议开着、开着，人们一边倒地都说起“一胎化”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