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一胎化”得以发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全世界有超过200个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和其他种类型的社会共同体，但是，能够发生“一胎化”政策和管制国民生育制度的国家，却只有一个新中国。所以，在叙述过“一胎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后，还需要研究这一反常现象为什么只可能在新中国发生？惟其如此，才算真正理解了“一胎化”及其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
我们已经证明，“一胎化”生育政策是由主管计划生育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提出来的。但是，因为1982年十二大确定这一刚刚形成的计划生育制度是基本国策，它在全国实际推行了将近40年，所以必须将其视之为是得到了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中国共产党中央确认的大政策。40多年以后，它对中华民族危害的严重后果已显著暴露。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5年中央实行“普遍二胎”以前的30多年里，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大都保持在2000万左右。自后，出生人口出现断崖式下跌。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下跌至956万，并首次出现负增长。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02万人，死亡1110万人，减少了20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48‰。自500年前西方人发现世界以来，中国一直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是，按照联合国的测算，2023年中国已经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转交给印度了。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国人接受了由西方科学界精英组合的罗马俱乐部制造出来的以降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为目的的思想意识形态以后，以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造成了世界性的资源与环境危机，相信人口多会拖累经济的发展。所以，中国主流的思想意识形态，都是把40多年来的社会进步的原因归结为改革开放和实行了计划生育，压根都没有意识到人口减少其实是拖累经济的。——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呈现消费不振和经济萎缩，GDP增长从80年代的年平均10%以上快速下降到5%以下，包括所谓优秀的经济学家在内却从都不从人口方面寻找原因。检点人口出生的变化，90年代以来，每年出生人口由2000多万（最高的年份达到2600万至2700多万）持续下跌到现在的900万左右。即使是一位不懂经济的人，如果愿意思考，都不难设想出持续20多年里每年都要减少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口的市场消费如何能不给国民经济造成持续的颓废和萎缩？在这样的经济大势下，又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能够刺激让它发生逆转？所以，40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事实是，改革开放的大势促进经济增长，而计划生育则抑制了经济增长。自古以来，人们都知道“人多力量大”的道理，就连原始时代的部族首领也都是把人丁兴旺当作部族福祉予以追求的。可是，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新一代领导人却长期把中国人口众多当作负担，相信中国人口少了才更强大，从而是把一种旨在尽快减少中华民族人口为目的的计划生育制度奉为基本国策，这不能不说都与新中国的基本制度相关。
在历史学和政治学研究上，海内外不少的人都把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所建立的新中国当作一个偶然，连那些严肃的学者在内都不肯理性地予以研究。
世界近代史是从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开启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此以前，西欧边陲的几个小的民族国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和法国，在其传统的经济体内萌芽而自然形成了一种商品生产制度，它标志着人类开始从传统的自然经济向以劳动价值为媒介的商品生产方式的转变。资本主义在中国有着极不好的名声，但在马克思的理论大厦里，尤其是在《资本论》里，它就是商品生产方式的同义语，——现代人又称其为市场经济，即给市场提供商品、为卖而买的一种生产制度。这是一种比世界任何地方自然产生的传统经济制度都无比优越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以致无论哪个民族，只要一接触到它，就都有了学习和实行的冲动。所以，改变落后面貌，实行资本主义，就成了现时代几乎所有落后民族的憧憬和追求。
明清时代的中国因为大一统和自我封闭，不了解、不知道西方已经有了先进的生产方式。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舰船火炮打开了中国的国门，国人才看到了外部世界，这才有了晚清以后自觉学习西方的历史。按照列宁的观点，任何一个民族要发展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社会条件，那就是先要有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国家，然后才有发展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统一市场。1遗憾的是，以慈禧太后为核心的晚清政府是一个落伍和落后，腐败和腐朽的中央政府，担当不起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现代的重任。辛亥革命以后的民国时代，中国陷于四分五裂，加上包括日本、俄国（苏联）在内的西方列强都要在中国寻找代理人，则进一步加剧了军阀割据、战争频仍与长期分裂的状态，以致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没有能力统一中国。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在抗日战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抗战中迅速壮大，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占据全国人口90%以上的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谁拥有了农民，谁就有了力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是通过动员、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依靠农民武装夺取政权的。
中国农业是自然形成的农民个体经济，彼此隔绝，封闭、落后、保守，一盘散沙，所以，组织、发动和依靠农民，谈何容易？毛泽东曾对日本人说，是日本的侵略唤醒了中国人民，帮助中国革命取得了成功。2这话招致了许多人的批评，但它确实是中国近代历史的真谛。中国共产党能把4亿多个体农民动员和组织起来，首先是因为中国遭遇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农民不能没有土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全面占领东北，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这都加重了农民失去土地与家园的危机与焦虑，所以有着组织和武装起来反抗侵略，保家卫国的强烈愿望。
其次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拥有一个被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意识形态，——分散的个体农民属于自然经济，靠天吃饭，未来没有保障，自然就都有着强烈的信仰需求。列宁所塑造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一种未曾经历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农民的理想的思想体系，它完美地满足了农民的信仰和憧憬，利用它可以把分散的农民动员、发动和组织起来。笔者之所以做这样的表述，是因为只有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人才可以没有约束地设想自己所想要的未来社会，既要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符合自己愿望的好的方面，又可以设想不要自己所不想要的所谓坏的东西，从而完美地构建起一个理想的未来社会，它足以打动同样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农民共同去努力和追求。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能够在俄国和中国以及广大的亚非拉落后地区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而在欧洲和北美却总难掀起波澜的主要原因。
三是中国共产党依靠革命知识分子，尤其是抗战期间通过几十万数百万有着强烈革命愿望的知识青年，去发动和组织农民。中国共产党说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但是，在一个压根就没有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度里，哪来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过是一个接受了新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队伍，一批从农民家庭里走出来的职业革命家，“农二代”。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是通过武装力量把这些接受过训练和培训的革命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再经过他们做艰苦细致的组织和发动工作，把占据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分散的农民组织和武装起来，自然就成了最有力量的革命党。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政府不给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种政党合法地位，用武装力量绞杀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解放区而最终导致了中国共产党用武装夺取了政权。
毛泽东是依靠庞大的中国共产党政党组织和占据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武装夺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都是由农民组成的，所以，这个由它控制的政权首先体现了农民人口的意志，其显著的特征就是高度集权。反对中国新政权的人往往将其称之为专制制度，有一定道理，但不很确切。不错，这一政权具有专制的性质，但它又不是资本主义前的封建王朝专制，它通过庞大的政党组织实施统治，处处以人民的名义出现并且总能表现出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实行“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纪律，以致任何情况下的中央政策与号令都表现出群众性的特征。再加上中国共产党的运作模式是通过党组织动员和发动群众，仅只是党员和积极分子坚决执行党的决议就足以表现出相关政策的群众性和人民性。所以，即使说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制度是一种专制，但它也不同于以往了。
列宁把这一政权形式称为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在一个还未能完全走出农奴制的农业大国里，明明是被世界大战动员出来而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和农奴在闹革命，怎么就成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了？3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是掌握了政权的那个集团要把自己宣布为根本就不存在的而又足以代表最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其目的是要标榜说自己天然地具有领导和统治的品质，从而天然地就是国家的统治者。
虽说列宁关于布尔什维克与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具有虚幻性，但它却是符合时代的需要而满足了离开土地的农民的憧憬，所以能把没有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的流动人口重新组织起来实现了新秩序。就这个意义来说，卢森堡批评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是不符合事实，不客观的。4——沙皇出于积极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要把上千万的农民从农村召唤到西部战场，召唤到为前线服务的城市，3年以后，战争打不下去了，沙皇退位了，旧秩序维持不下去了。俄国大乱了。列宁的“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口号和构建的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意识形态深深地打动了农民，从而能依靠它重新组织农民，整合了社会，实现了秩序。所以，列宁的革命是动员、发动和拥有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参与的绝大多数人的革命，是有人民性的。西方社会通常都是以简单的方式否定列宁的革命，但是，如果把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宾派专政、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及毛泽东的中国革命串起来解读，那就不能不说这一类多数人碾压少数人的暴力，本就是人类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变过程中，法国、俄国和中国这一类落后的农业大国中必然要发生的社会革命和民族运动。
所以，尽管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虚构，但是，他关于一个民族要发展资本主义首先必须经过民族运动才能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思想，却是相当深刻的，符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资本主义现时代的理论的。5所谓现代民族国家，通常都具备3方面的特征，一是所有国民都属于同一个民族，二是统一的政治制度，三是“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上”6。没有民族的同一性，没有相同的经济与文化认同，就无法实现国家的统一，也谈不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没有国家的统一，就没有统一的市场，也谈不上发展。而在现时代的国际大环境里，每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发展，它既是民族国家发展的目标和动力，又是民族国家所有人的理想和憧憬，从而是团结人民实现国家统一的基础。
在现时代里，国家之间所不同的仅只在于形成民族国家的方式不同而已，——在资本主义滥觞与发源的西欧各民族国家里，以上3个特征或社会基本因素都是在其传统社会的内部自然发生的，所以西方称其为自由资本主义。但在包括沙皇俄国在内的其他落后国家里，资本主义是从外部引进和移植过来的，所以倒了过来，是先形成统一的政治制度，然后才有统一的市场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落后国家是在没有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条件下建立起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保障，其道路与方式必然是革命的和暴力的。
尽管我们说列宁的十月革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是合理的，但是，100多年后，由苏联共产党领导的所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还是随着大俄罗斯民族的分裂而被各民族抛弃了。之所以如此，最根本性的原因还是由于苏联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政权是违背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基本准则，那就是民族同质性原则的。民族国家由同一个民族的人所构成，它们是同质的，不承认某一个人、某一批人或者某个集团就比本民族的其他人更优质，而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苏联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是一个集团对全民族的统治，是一小部分人对其他绝大部分人的统治。虽然在国家事务的任何一方面或者任何一项工作中都可以表现出是绝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但是，现代国家的民主制度的核心问题不是体现为大多数而是对少数人、个别人，甚至是对某一个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与保护。苏联共产党对国家政权的垄断无疑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对全民族的统治。所以，它不符合列宁自己所论述的民族国家的基本准则。
但是，不符合客观原理的事物不仅客观地发生了，而且还存在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笔者说的很长的历史，是说它事实上要比前苏联的历史要长得多。苏联时期，西方社会普遍指责苏联共产党不给人民普选权。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按照西方民主模式重新设置了国家制度，总统和议会都经过人民普选产生。俄罗斯人拥有普选权了。但是，俄罗斯联邦的大多数人民却长久地把选票投给了一个人、一个党，——继苏联时代斯大林及其共产党专政以后，俄罗斯人民又用选票塑造了一个远比列宁和斯大林更具强权政治形象的极权人物弗拉基米尔·普京及其所领导的政党，让普京及其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长期统治俄罗斯。
所以，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民族只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过去是一个人、一个党长期持续地垄断国家政权，现在则是分阶段地由人民投票继续让一个人、一个党分阶段地垄断国家政权。更有甚者，只要人们不是有意闭上眼睛或者视而不见的话，都不难看到在垄断国家政权这一点上，现时代的俄罗斯和苏联时期相比较，普京及其簇拥着普京大帝这一铁腕人物的统一俄罗斯党，其执政理念和政策比列宁斯大林及其苏联共产党的时代距离沙皇彼得大帝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还要近得多。因为列宁信奉马克思的民族自决原理从而在设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时不仅名称里没有俄罗斯，甚至宪法里还允许参加联盟的各加盟共和国民族随时有权退出这个大俄罗斯联盟，从而是以超越俄罗斯的国家和民族的国际共产主义形象出现的，而普京大帝所领导的统一俄罗斯党从侵略乌克兰开始，已经赤裸裸地声张其是在为恢复彼得大帝的大俄罗斯而奋斗了。所以，把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无产阶级专政回归到俄罗斯的历史轨道中，就不难理解其运动的实质与普京同样都只是俄罗斯的民族运动。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运动之所以具有列宁斯大林的颜色，是因为旧中国与沙皇俄国有着一些相同和相近的国情，都属于内陆型的农业大国，农民占据社会的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联共产党的原则建立起来的革命党，通过武装夺得国家政权。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新中国的国家体制，包括政府机构的体制，都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7这样的体制深受海内外许多人的诟病，但是从恩格斯所论述的“每个民族都必须获得独立，在自己家里当家做主”，8以及列宁关于民族国家的统一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先决条件的理论来认识，它却是再自然与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我们且先看基本的历史事实：由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结束了自晚清时代开始的100多年来的战乱，实现了国家的统一。从此以后，中国人民可以过上稳定和安宁的日子了。读者莫要小看和忽视笔者所说的“人民可以过上稳定和安宁的日子”，这其实是一个人生和一个民族国家存在的最基本的要求。读者每天都可以看到乌克兰民族所遭受的痛苦。乌克兰与身处欧洲东部的俄罗斯民族一起是从二战的火炮下获得和平的，它本来是有把普京推到俄罗斯大帝位置上的叶利钦签署的与俄罗斯联邦同等地位的主权国家的国际协议的。可是，普京大帝的一个命令，俄罗斯的坦克就开进乌克兰了，乌克兰靠近俄罗斯联邦的大片土地就成建制地被并入到俄罗斯联邦了。笔者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又特意集中时间观看了大量二战时期的录像资料。最近一次大量阅读二战时期的历史资料，是在7、8年前研究日本和美国问题，围绕阿诺德·汤因比的10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读了不少历史文献。这次观看录像资料，不是好莱坞的文艺片，而是二战时期的录像资料。看着乌克兰的现实，回顾7、80年前的二战期间德、意、日法西斯肆意侵略落后民族，战火吞噬欧洲大陆和中国土地，人民颠沛流离，不由得感受不到现在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也许有读者不以为然，但中国人拥有这一点，确实是得之于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统一了新中国。要知道那时的中华民族属于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民族，比乌克兰落后多了，甚至也不比中东地区更先进。这些地方不是现在仍然战火弥漫，民不聊生吗？想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不也是随意找个借口，军队就开进来啦？新中国以后，中华民族结束了那样的历史，人民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究其根本，没有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点都不错。
因为西方人发现中国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共同体，所以，自3、400年前的明清时代开始，西方列强都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民族国家交往的。但是，数百年来，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才真正拥有了主权，——自从毛泽东把蒋介石赶到台湾以后，海内外就流传着一个很有影响的观点，说蒋介石是中华民族的领袖，蒋介石及其所领导的国民政府在抗战中已经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是领导二战的四大国之一，所以把民国时代当作是一个享有主权的现代国家。
其实，这都是一些有着严重虚荣心的华人自编自唱自我陶醉的段子，经不起起码的历史事实的推敲。首先，决定二战和战后人类命运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都是美、英、俄三巨头的聚会，没有蒋介石什么事。其次，与中国是二战中世界领袖的观点相反，二战即将结束而决定中国命运的重要国际公约，即把原来日本在中国的部分利益和特权转交给苏联，把中国的外蒙和库页岛分割出去，以及把中国东北主权事务由日本转交给苏联的《雅尔塔协定》，是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秘密磋商，然后以美、英、苏三国元首同意而成为国际公约的。9这些有关中国主权的国际协定都是在没有中国政府参与的情况下产生的，有关中国的命运是由中国以外的国家元首决定的。第三，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国际协议产生4个月以后才通知给中国政府，而蒋介石不仅同意，甚至还通过美国特使赫尔利向美国总统杜鲁门建议，要求执行决定中国命运的《雅尔塔协定》要由美、英、苏、中“四国而不是单独由中苏两国来讨论”。10第四，更有甚者，蒋介石同意外蒙在苏联红军监督下投票表决独立，同意苏联在东北驻军，以及把大连和旅顺设为国际港和苏联海军军港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在中华民国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和斯大林共同见证下由中苏两国外交部长签署的。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所谓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时代的中国是一个享有主权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观点，纯粹是一个虚构和虚幻。因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软弱承担不起中国主权，外国军队才随意就开进来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保护不了老百姓，中华民族才有了抗战前后许多年的背乡离井的流离生活。
中国人民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过上太平日子的。这是基本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说，只有新中国才实现了国家主权，——从此以后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做决定了，中国大陆的国土上再也没有驻扎外国军队和外国士兵了，没有租借地和租界了，没有治外法权了。中国可以保全自己的领土了，再也没有发生过割让领土的事件了，等等，等等。由于国家的统一，这才有了巨大发展。改革开放以前，包括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内，常常抱怨经济发展缓慢，人民没有及时改善和提高生活。这都是事实。但是，如果纵向比较，即使说新中国最初的30多年发展缓慢，那也是以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发展、大变化。至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变化，现在所达到的世界瞩目的程度，首先也必须归结到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国家的统一，没有列宁所总结的政治上统一的民族国家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
所以，首先必须确定，新中国的国家制度是符合历史发展的，是历史的必然。惟其如此，毛泽东在新中国建立之初提出的争取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能够长久地深入人心而成为中国人向往和追求的目标和口号。而大多数中国人都未曾深刻追究，所谓“现代化”，其实就是500年以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创造的新世界，毛泽东提出的四个现代化，其根源就是学习西方商品经济，这是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新中国的合理、合法性与历史必然性的客观依据。
但是，作为一个落后国家经过革命风暴和民族运动的形式形成现代民族国家后，仅仅提出发展经济的目标还是很不够的。因为任何一位读者都不难设想，如果慈禧太后能像当年的日本天皇那样具有世界眼光，也是会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如果看历史，西方先进国家的早期发展，几乎都是在王权统治下取得的。这也是西欧和北欧各个王国的王室至今犹存的重要原因。日本战败以后，麦克阿瑟宪法剥夺了日本天皇的实际执政权。不过，读者莫要忘记，从明治维新到战败，日本一直都是在天皇的领导下取得极大发展，迅速成为亚洲最强盛国家，以致连列宁都称其是亚洲唯一的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民族国家。11
我们自己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即使说民国时代的旧中国是军阀割据，但各个地方的枭雄，包括东北的张作霖，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广西的李宗仁，新疆的盛世才，等等，等等，也都分别引进过西方技术，用心发展了地方经济的。所以，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执政者，毛泽东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仅仅提出并且制订出发展经济的目标，在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层面上提出现代化，即使说很重要，却还是不够的。何况当年人民拥戴毛泽东及其共产党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打仗的目的，本就是要建设一个人人平等的、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国。但列宁关于苏联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及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学说，却都是不符合现代民族国家基本原理的虚假的思想意识形态。如果执政者以此为据而有意把其执政长期维持下去，没有自觉制订相应的政策和政治路线自觉引导执政党推动国家民主化，不仅自然失去了执政的合理与合法的政治基础，而且为民族发展带来损失和损害。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由革命起步而长久占据统治地位的执政者，它是以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为其指导思想的，本就该具有革命者的眼光和富有自我革命的精神。新中国是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度上建立起来的，尽管它的诞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但是，因为促成其产生的经济基础既然不是现代的，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形态自然也不是现代的，所以都只能是具有暂时的合理与合法性。这本该是任何一个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历史观的人，都能自行推导出来的结论。所以，作为激励全国全民族奋斗的现代化的目标里本就应该有包括国家政治制度也随着工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而逐步现代化的目标，尤其是有一个对执政党而确定的随着国家的经济发展自觉调整国家政治制度中不适应经济发展部分的革命目标，从民族国家理念自然引申出必须引导人民广泛参与国家事务，保护并不断扩大国民参与国家管理的政治治理的政治目标。所以，只有人民广泛参与国家管理了，才算实现了人民主权。
我们前面说过，新中国保障了国家主权，它表现在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了。与历史上涉及中国主权的重大问题譬如一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不能把战败国德国侵略中国所获得的特权作废而收还国家主权，而是由欧美国家和日本决定把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和利益等特权转交给日本。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不仅不能全部收回遭受日本侵略而丧失的主权，甚至在同盟国美、英、苏的主持下把大片的国土分割出去，把日本在东北的特权转交给了苏联。与历史上这些不堪回首的时代比较而言，中国的事情概由中国人自己决定了，这当然是巨大的进步。但是，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还有一个国家主权究竟是由全民族，即由人民主权，还是由民族中的大多数，抑或是少部分人，甚至是个别人、一个人决定的差别。从一个人和个别人决定国家大事，到人民主权，还有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西方民主国家由王权到人民主权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历史，虽说也远未实现人民主权，但是，至少那里的人民可以用民主和人权的理念争取和捍卫个人的权利，用法律捍卫个人利益了，而民主和人权在现阶段的中国却都还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词语，充分说明中国在这方面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和现代生产技术一样，中国人所接受的民主和人权观念，也都是从西方国家引进来的。西方国家把人权当作自然权利，讲天赋人权，是大自然赋予的，自然发生的。对于西方国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照搬到落后国家，却有许多问题。首先，它是非历史性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不是天然具有的，也不是大自然赋予的，而是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产生与发展逐步成长的社会和历史性的范畴。因为新中国没有经历过商品社会，自然不会拥有它们。但是，随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它们一定也要出现。即使毛泽东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的熏陶从而对它们认识不足，但作为革命党的领袖本该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国家原理出发，把发展和保障每一位国民应有的民主权利，尤其是把人民参与国家治理的政治权利和国家政治制度的现代化也列为奋斗目标，从而制订出实现中国农业、工业、国防、科学技术和国家政治制度民主化等五个现代化目标。遗憾的是，毛泽东不仅没有这样做，反而在斯大林去世后与苏联共产党的论战中，把他在建国前夕总结的人民民主专政归结为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12并将其绝对化和无限期地延长了，这不能不说是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局限。而正是因为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历史局限，致使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反而把这一历史局限当作其重要遗产予以接受的，——1979年3月，邓小平发表的包括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在内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13，表明毛泽东的继承者确实也接受了这份政治遗产。这也是毛泽东去世后不久由其缔造的革命政党违背他的不允许强制人民实行节制生育的原则，很快提出了“一胎化”生育政策的制度基础和社会根源。
笔者说“一胎化”政策是违背毛泽东不许可强制的原则，是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确实反复强调在实行节制生育意义上的计划生育时，是不许可强迫命令的。读者已经看到，直到1973年和1974年，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华国锋仍然否决了国务院计划生育办公室拟订的强制性要求人们实行“晚稀少”的政策草案，并反复强调不许可强制。所以，必须客观地说，毛泽东去世以后所形成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制度是违背毛泽东的主观意愿的。14但是，如果从新中国的基本制度以及建国后毛泽东执政的26年的国家大势来分析，毛泽东去世以后不久，“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与管制国民生育行为的计划生育制度都得以很快产生，又都是符合历史的逻辑，有其必然性的。
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毛泽东比列宁斯大林高明和伟大。后者从1917年十月革命到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的建立，期间经过7年才算重新整合了因为一战和沙皇退位而破裂的大俄罗斯。而毛泽东仅仅经过三年的战争就打败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统一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一直陷于分裂的旧中国。1949年7月1日，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毛泽东没有像列宁那样借用虚无缥缈的无产阶级专政来描绘新政权，而是直截了当地告诉人民未来的国家是什么。他说：
……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
……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5
中国共产党是仿照苏联共产党建立的，毛泽东接受的理论来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毛泽东却没有把自己即将建立的民族国家过多地与苏联共产党连接，没有把其政权形式首先归结为列宁概括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比列宁斯大林来得更为直接和直白地归结为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和专政。
也许，作为一个从战乱中刚刚获得秩序的国家来说，毛泽东凭借政治家的直觉在实践上实行专制，坚持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都是正确的。但是，就理性来说，尽管已经不是王权而是政党专制，也是错误的。对于现代民族国家来说，所有的人都是同质的本民族成员，人人都是平等的。所以，即使是多数人碾压少数人，如果在新中国新政权建立的初期说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有意要长久坚持那就是极端错误和极端荒谬的。这是毛泽东时代的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不断犯有极左错误的认识论根源，既是作为伟大政治家的毛泽东至其去世也未曾认识到的大问题，也是至今中国共产党经常犯有极左思想错误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去世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是把新中国所走的弯路总结到文化大革命，而实际上，这条弯路是从建国之初，从50年代初中期新中国的政权基本牢固以后，由于毛泽东凭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强大的解放军武装力量很快就实现了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以后，接着就开始转向而走的一条弯路。
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家，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是少数，尤其是接受过西方文化教育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劳动人民是绝大多数。让作为少数人的知识分子向占据多数的工农大众学习，即让脑力劳动者向体力劳动者学习，这是毛泽东建国之初发动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得以顺利开展的原因。
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的国度，在绝大多数的农村，优质的上等土地都只占小比例，大多数土地属于中下等，甚至是劣质的。任何一个农村，有着骡马大牲畜等优越生产条件的富裕户都是少数。所以，中国的农业合作化和农村集体化的实质是生产条件差的大多数农民共少数富裕户的产，这是毛泽东能够迅速在农村掀起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合作社的合作化高潮，短短的几年内就完成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真谛。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城镇个体经济和工商业户，尤其是大的工商资本家，都是极少数。城镇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其实质是将城镇工商业资本集中和没收到政府的手上，是代表全体中国人民的国家与工商业个体户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博弈，是全社会与极少数人的对决，所以当政府稍作表示要把其资产以公私合营的形式收归政府所有的时候，个体工商户和资本家别无选择地就都同意了。这是所谓民族资本家敲锣打鼓地拥护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当所有农民都没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所有的资本家都没有了资本，城镇个体户也都没有了自己的小资产，一言概括，所有的中国人都没有了私产以后，革命运动自然就转入到包括虚无缥缈的思想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领域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都是人民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斗争和批判，实质上是对以往革命运动中的革命者的革命，那更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战争，是战争与狂飙时代大多数人碾压少数人的革命大潮的延续。
总结新中国以后毛泽东执政的26年，其革命大势一路狂飙下来，整肃过经济和思想政治领域以后，本就该进入到中华民族的繁衍和生育领域了。
以美国国会议员为代表的一些西方人批评中国计划生育侵犯人权，国人也仅只是把人权当作是一个政治权利的概念。其实，它首先是一种经济制度，是一个经济范畴。用马克思的话说，法权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16而马克思论人权，就首先将其归结为北美和法国大革命用法律规范的财产所有权，它是“每个公民任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财产、自己的收入即自己的劳动和经营的果实的权利”。马克思还说，人权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在此基础上才是人的平等和安全。17毛泽东去世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被毛泽东整肃过的共产党人一旦获得解放立即宣布结束和否定文化大革命。但是，他们并没有寻找到文化大革命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等等一大批建国的元勋们自己的政治权利受到践踏，生命也没有保障的制度根源，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基础是否定私有财产权的，他们从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知识分子改造、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开始就抽去了现代法治社会的这一重要经济基础，——这是侵犯国民的基本权利和没有人权保障的经济和制度根源，从而当毛泽东的政治运动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就连他们这些开国元勋们的政治权利和生命安全也都没有保障了。
总结以上所论。人类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物质生活又分为物质生产活动与人类自身的生产活动。人的后一项生产和再生产，也就是人的生育和种的繁衍。18如此来划分，人类社会生活分为物资生产活动、精神生活与生育活动3个领域、3个部分。毛泽东时代的新中国已经通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大革命分别碾压了前两个领域和前两个部分，接着碾压人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领域，那就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了。
列宁：“在全世界上，资本主义彻底战胜封建主义的时代，是同民主运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运动的经济基础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获得完全胜利，资产阶级必须夺得国内市场……”。列宁《论民族自决权》，《列宁选集》第2卷，第508-509页。↩︎
毛泽东：“日本的南乡三郎见我时，一见面就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对不住你们。我对他说：我们不这样看，是日本军阀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教育了中国人民，不然中国人民不会觉悟，不会团结，那么我们到现在也还在山上，不能到北京来看京戏。就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别无出路，才觉悟起来，才武装起来进行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所以日本的军阀、垄断资本干了件好事，如果要‘感谢’的话，我宁愿‘感谢’日本军阀。”《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460-461页。↩︎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时，距离沙皇主动改革也只有半个世纪的样子，应该说沙皇政府的农奴制改革尚未完成。所以，沙皇俄国虽然有一些现代工业（主要是西欧国家所需要的冶金之类的资源型产业），但社会总体上还远未达到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也没有一个工人阶级。晚年的列宁也意识到了这是一个问题。所以，在最后一次参加的苏联共产党的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了一大段意味深长的讲话，说俄国没有马克思说的工厂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论述是针对15世纪以来的整个资本主义，并不包括俄国。《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第103-104页。↩︎
罗莎·卢森堡当年就批评说：“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消亡，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间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李宗禹编《卢森堡文选》，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03页。↩︎
恩格斯：“西班牙、法国、英国在十五世纪末都已结合为形成了的民族国家。这种统一对于十五世纪说来具有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47页。列宁说：“民族国家对于整个西欧，甚至对于整个文明世界，都是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09页。↩︎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页。↩︎
《邓小平年谱》（上），第376页。↩︎
恩格斯《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3页。↩︎
舍伍德《罗斯福与霍布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雅尔塔会议”，商务印书馆，1980年。阿诺德·汤因比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全史——1942-1946年的远东》，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
姜长彬《中俄国界东段的演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57页。↩︎
列宁说：“……在亚洲只有日本，也就是说，只有这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才造成了能够够充分发展商品生产，能够最自由、广泛、迅速地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这个国家是资产阶级国家，因此它自己已在压迫其他民族和奴役殖民地了……”。《列宁选集》第二卷，第511页。↩︎
1956年，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针对苏共中央二十大上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报告，于1956年4月5日、↩︎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58-184页。↩︎
笔者曾经把自己从事几十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研究的成果归结为两项发现，一个是发现节制生育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生以后的人类新的生活方式。这是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大陆人口总量和妇女生育率水平的研究》一文结束语里提出来的，这篇文章最早刊于2003年第5期《生产力研究》。另一个是发现新中国的计划生育包含两个概念，一个是在工业革命以后才发生的避孕和节育意义上说的，一个是在政府管制居民生育行为意义上说的。后一个观点最早是在《新中国60年的计划生育：两种含义和两个30年》里提出来的，这篇文章最初发表在2009年第6期《兰州商学院学报》上。2014年，前一篇文章作为笔者站在体制内研究计划生育问题的总结，放置在《中国生育政策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的最后。后一篇文章作为跳出体制而具有指导思想意义研究计划生育问题，以“代绪论”的形式放在《中国计划生育史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14年）一书的开篇。↩︎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77、1483、1485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2页。↩︎
马克思：“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此外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438页。引文里的着重号是原文就有的。↩︎
恩格斯：“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页。↩︎